上博简《孔子诗论》第25简有孔子论《有兔》曰：《有兔》不逢时(22)，则孔子藉此诗感叹生不逢时也。

后世如有知者，观之则思过半矣。先王教民只重行，教士大夫以上却重知。

第十四条是目前看来最合理之解释。应清不自揣其谫陋，谨承先志增饰之，其精美皆先子之旧，否者应清不文罪也。⑨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1页。卫湜《礼记集说》卷一百二十六：永康陈氏曰：均天下国家之富以与人、辞爵禄而不受、蹈白刃而不顾，揆之人情，至难也。目前学界一般相信其为唐代张弧所伪托。

(19)孔颖达等：《毛诗注疏》卷十六，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本。而所不可者，亦使其知之。董仲舒将经权观纳入天道运行的宇宙论中，阳为德，阴为刑，刑反德而顺于德，亦权之类也。

(35)而权度，即在一定的度之中行权。杨国荣认为，按其本义，哲学层面的智慧，本身要求具体地落实于人的实践。如果仅靠普遍原则(经)就可以解决世间纷纷扰扰的所有问题，当然很好，但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笔者赞同吴震的看法，即此处的权为权衡之意。

二程以权释中庸：《春秋》以何为准？无如《中庸》。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phronesis，与实践背景下的明智、完美的判断等有关，较早的中文学界常用明智来翻译phronesis，现代学者则多将其译为实践智慧，以彰显其哲学内涵及特色。

由此，人的行为才能保持内在秩序，合经尊道。自《公羊传》始，经权用于政治生活，其中权反乎经的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若说事须用权，经须权而行，权只是经，则权与经又全无分别。此外，《公羊传》中的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将经与权相对立，这句话不仅引起了后世的纷争，而且常被断章取义、忽略文义具体语境地简单引用。

程颐指出汉儒以反经合道为权，张栻也认为，权者，所以权其变，而求合夫经也。(36) 当初者权度是何处来底？不成是天地间生成一丈尺、一秤锤，能号于物曰我可以称物之轻重、量物之长短哉？人心之则，假于物以为正，先王制之，而使愚不肖相承用之，是以有权度。(15)阳明认为，对良知的真切体认才是权轻重的有星之秤，良知是秤，也是秤之星。程颐对可与共学章的解释是：可与共学，知所以求之也。

权的本意是秤锤，如《论语·尧曰》所云谨权量，审法度，后来作动词用，表称量衡量之意，如权，然后知轻重。(11)程颐的观点见朱熹《论语集注》可与共学章。

但经权毕竟有别，程颐不免矫枉过正。(1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16页。

船山亦认为：恩、理、节、权，人心之固然，情之正也，亦相济以制礼，互用而咸宜也。船山不仅注重度量的分界，也强调审时度势，用普遍的规则去进行具体的境遇分析，并由在实践中的切身体会再次回归普遍的规范。《礼记》对制定礼的原则有许多解释和说明，认为因天时、地财、鬼神、人心等各方面的不同可对具体的礼有不同的解释，船山对之进行了详细注释。历代儒家关于经权关系的众多讨论展现了中国哲学家对实践智慧的重视，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船山也不例外。与思辨相关的理论理性，关注的是人正确认识世界的方式与途径。丧服的制定要依据四时变化，但丧服所内含的恩、理、节、权四个方面却是不变的。

在君死国亡的危急关头就是行权的情境要求。中国哲学一贯重视实践智慧，儒家自孔子开始就探讨了哲学作为实践智慧的意义。

他认为，体不离用，用以显体，考察可感可见之用便可以把捉隐匿之体，体用的显现与隐匿，都统一在实践行为之中。欲知中庸，无如权，须是时而为中。

(38)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0册，第460页。⑤李学勤主编：《春秋公羊传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98页。

参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2，第116页。进入专题： 王船山 经权观 。总体上讲，从先秦至宋明的经权观中融合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展现了实践智慧之扬弃一般原则的抽象化与教条化，使之在特定的情景中获得具体的内涵与现实的品格(17)。事实上，很多事情都需要因地、因时制宜，将普遍原则与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才能有效指导实践，解决实际问题。

而就学问心德上说，经指的是人对境域的理解、分析、判断、权衡的综合性统一，偏向境域中的动(21)。他说：礼随时为损益，义之所以精也，中道也，大经也。

段玉裁注：织之从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气禀能往，往非不善也。

他还说：故礼不可不及也，亦不可过也。(26)中庸与权应该受到义的制约，否则权、变将成为冲击经、常、义的借口。

(29)只有执中守正，在绝对地专执于某种行为模式与绝对地排斥某种行为模式之间采取合宜的行动，经权协调适当，实践行为的价值目标才能真正实现。(31)(32)王夫之：《船山全书》第4册，第131页。权之所设，舍死亡无所设权度之运用所体现出的实践智慧，融合了德性与能力，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统一具体化，既表现为一种明觉的意识，又包含着行动机能。

总之，船山的经权观对先秦以降的相关思想有继承、批判与创新，他基本顺承了程颐与朱子的观点，但将经权分为就事上说和就学问心德上说，从而彰显了自身的理论特色。正确的经权观不仅能够坚持原则，还可以对情境作出正确的判断，从而沟通目的与手段。

⑨李学勤主编：《孟子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204页。目前学界对船山经权观的关注，大多是在研究其礼治思想时兼带提及，而对其经权观中所内含的实践智慧讨论不多。

盖先王制礼，尽权度之宜于得为之际。但是，目前学界对船山经权观的研究多是在探讨船山礼治思想时兼带提及，对船山经权观中所包含的实践智慧研究不甚深入。